长春服装厂阅读退货率超70%!为什么直播救不了千亿服装产业带?

发布时间:22-07-22 16: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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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门生锈,墙体斑驳,晟翔针织的老式厂房里,4个上了年纪的女工正穿梭在40多台电脑横机之间,赶制圣诞节的毯子。不久,它们从常熟运往北美和欧洲,进入Costco、Wal-Mart等渠道的货架,为节日增添几分颜色和欢快。

  中国纺织业产值超10万亿,堪称大众眼皮子底下的万亿帝国,其中纺织服装更是帝国的耀眼皇冠。而常熟,无疑是帝国皇冠上最为耀眼的几颗明珠之一。

  常熟位于太湖平原,自宋朝经济重心南移之后,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,素有“苏常熟,天下足”的说法。今天,常熟有着中国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,以秋冬装为主,尤其是羽绒服和夹克;最近几年不断向女装、T恤等品类延伸。

  不过,盛名之下也潜伏危机。随着地价飙升、环保意识增强和劳动力供给减少,往日繁忙的纺织服装迎来变数;它们要么主动转型,要么向外转移,要么被新兴产业所替代。

  “你也看到了,这不完全是劳动密集型行业。”晟翔针织创始人谢文英告诉亿邦动力。她创业二十多年,既为海外品牌代工,也在淘宝开店做零售。去年秋天,待了十六年的厂房即将到期,晟翔针织面临关闭或者转移的抉择。

  当他们正在纠结的时候,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。新材料、智能制造、数字化和潮流设计正在让纺织服装摇身一变成为新兴产业,功能面料和无人工厂更是炙手可热。执牛耳者是早已完成产业转移的欧美和日本,多数地区至今保留着研发和母工厂。比如日本石川和福井,曾是重要的纺织产业集群,后转型成为碳纤维复合材料重镇。

  相比于土地租金、环保和劳动力等,新的技术转轨和消费变化给纺织服装造成更大鸿沟。在常熟,新技术的应用和结构变化同时进行,不过这可能很难再由第一代创业者来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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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0%退货率背后的结构性矛盾

  中国有293个地级市、388个县级市、1312个县、7693个乡,这些地方的服装店数量和总体消费力都不低。过去,常熟的服装通过一级一级的线下渠道,铺货到这些地方。

  一直到五六年前,每到秋季,全国前来订货的车辆,会把常熟服装城堵得水泄不通。不过此后,随着线上渠道和小批量采购壮大,往日的拥堵已不复存在。

  不少常熟服装企业告诉亿邦动力,最近几年不少门店跨过代理商,直接找工厂下单。手上有3-5家线下门店或者网店的老板,一起抱团到常熟寻找供应链,在档口看到现货才会下单。

  “没有起订量,一个颜色下一件,你都得给他。”一位大型工厂老板告诉亿邦动力,“现在没有门槛了,如果你不做,总归有人做。”

  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,不仅传统代理商体系会走向终结,附着在上面的大规模制造,或许也将走向崩溃。没了大客户,大批量生产的成品,就有可能变成库存。目前,常熟超过1000人的大型服装工厂屈指可数,500-1000人的工厂也并不多见。

  小批量和多次采购逐渐成为常态,生产端也正在裂变为大工厂+卫星工厂的形式。通常情况下,一个大工厂接到订单以后,会将订单拆分成若干个小订单,拿出一部分,分包给卫星工厂。

  “我觉得,如果要去接很小的单子,实际上跟你做零售差别不是太大。”该老板告诉亿邦动力,“这样的话,自己就应该去做零售。”事实上,最近几年不少常熟工厂和供应链企业开始探索零售业务,或者服务于电商零售,不少提供一件代发。

  2020年,新冠疫情爆发,常熟服装的转型和探索明显加速。“形势逼着我们去尝试直播和线上渠道,你不尝试也不行。”不少工厂拿现成的产品到线上销售,发现效果并不理想。“直播带货,99%的衣服照片看着很好,但面料便宜、做工简单,价格也卖得很贵。”

  常熟服饰品牌D,以秋冬春三季男装为主,产品包括夹克和羽绒服,过去曾在全国上千家集合店销售,夹克出厂价约为150元,羽绒服出厂价约为200-300元。放到抖音等直播平台,发现线上同行卖得比他们出厂价还便宜。

  “如果只看图片,一件衣服可能要值999元,实际你拿到衣服的时候,它就只能是199元,说白了就是卖一个款式。”该品牌创始人告诉亿邦动力,“图片拍的漂亮,模特穿起来也好看,但它的品质和工艺,只能支持199元。”

  不少工厂的做法是,尝试替换材料,拿出一款低价产品,到电商和直播间销售,多数结果并不理想。除了缺乏运营相关的人才,另一个原因是直播带货的退货率太高。

  今年618期间,服饰类目中小卖家的退货率几乎接近极限——70%以上属于共识,部分商家甚至逼近90%。高退货率推高成本和价格,卖家也因此苦不堪言。

  在它的B面,高退货率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成本。“平时很少退货,但这两年退货率太高了。”今年6月下旬,提到618退货,一位女性消费者说,“我买一件衣服,买了退,退了买,来来回回总共6单,最后勉强留下一件,实在不想弄了,将就着穿吧。”

  高退货率有一种自循环效应。退货率高了,就需要提高销售价格,同样的产品提高价格,可能会推高退货率。如果没有更多渠道消化这些退货产品,商家就有可能被拖垮。

  去年夏天,亿邦动力在常熟调研,发现不少工厂尝试过一轮以后,逐渐把重心放到生产端的改造。小批量多次为特征的柔性生产,需要工厂进行数字化改造,让整个生产过程的数据透明可视,甚至生产端与零售端数据打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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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涨一缺,引发服装行业边缘革命

  如果说,消费行为和渠道形式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,服装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和改造来逐渐完成转型,那么劳动力的短缺,则是一个更为硬性的约束。在常熟,工人短缺及由此带来的挑战,则是更为紧迫的任务。

  按照中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,过去十年,16-59岁的适龄劳动力减少了4000万。而每年新增的适龄劳动力,愿意进入服装工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

  年轻一代,宁可进入外卖、快递和餐饮,也不愿进入服装工厂,每个月拿6000元以上的工资。在常熟,本地人的孩子很少再愿意进入车间工厂,绝大多数工人来自中西部地区。

  在服装行业,除了羊毛衫、T恤等部分产品能够由自动化的设备生产,其余多数产品和环节,工人的角色仍然无法被机器替代。尤其在常熟所擅长的羽绒服和夹克,自动化设备只能替代一部分环节的劳动,比如充绒和绣花。

  每年春节过后,服装企业老板最头痛的问题,就是三分之二的员工离开公司,或者跟老板谈条件。“服装行业的老板其实很辛苦,真是心力憔悴。”一位工厂老板告诉亿邦动力,“碰到年景不好的,你亏着钱,但是员工的钱,一分钱都不能拖欠,而且每年还要涨一点。你不涨,好,我不给你干了,到另外一家去干。”

  一家纺织服装工厂,年产值约为2000万元,早年净利能做到10%以上,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,净利一路下跌,目前只有5%左右。高峰期,这家工厂一共80多人,现在只有40多人,多数是十年以上工龄的老人,最少的也有四五年。他们每月的平均工资超过6000元,但仍很难招到年轻劳动力。

  在常熟,熟练工人的工资大约为7000-8000元,生产旺季超过1万元。一件常熟生产的羽绒服,人工成本已经占据出厂价的60%,而原材料成本也仅有40%。据当地商家透露,公认的薪酬还在不断快速上涨。

  为了应对劳动力的短缺和成本上涨,不少成衣环节把工厂转移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,原材料和辅料仍然留在常熟,外地加工成衣,然后再运回常熟。另一种模式是保留常熟的母工厂,把一部分订单分包给外地的卫星工厂。为了完成供应链的高效运转,针对生产与供应链的数字化,最先开始在这些企业中间应用起来。

  一家童装品牌的创始人告诉亿邦动力,生产环节转移以后,新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偏低,通常只有原来的80%左右。不过,他们仍然愿意转移出去,一是当地劳动力资源稳定,能保 证稳定的产能和及时交付,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,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正在迅速提升。

  而那些继续留在常熟发展壮大的企业,有不少正在尝试用设备和技术替代人,首先从最容易被替代的地方开始做起。为解决纺织污染问题,色纱等新材料也正在进入当地生产环节。在后整理和质检环节,已经出现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图像识别产品。而机器手臂,也进入了在面料和成衣的搬运环节。

 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纺织横机。Stoll是全球五大电脑横机品牌(德国Stoll、日本Shima Seiki、瑞士Steiger、意大利Pluodi、中国慈星)之一,一台新的Stoll横机售价60万元。近年来,由于需求旺盛,二手Stoll横机的价格也涨到了30多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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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消除鸿沟,主要靠这两类人

  相比于土地租金、环保和劳动力等,新的技术转轨和消费行为变化给纺织服装造成更大鸿沟。现如今,常熟服饰产业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键点上,一方面需要从传统纺织服装转型和数字化,另一方面也正面临着两代人交接和传承。

  常熟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笔下“苏南模式”的典型代表。20世纪80年代,苏南民营企业依靠乡镇企业,在当地迅速发展壮大;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出身农民或者工人。

  本世纪初,中国加入WTO,勤奋、坚韧的中国人忙碌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,以灵活和低成本优势包揽了世界上的许多生意。作为第一代创业者,他们奠定了产业发展的基础,并通过产业带的形式,集体发展壮大,并走向世界。

  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,新的技术转轨和消费行为带来的鸿沟远比过去更大更深。现在,第一代创业者已经渐渐老去,不少二代创业者正在或者已经进入这些企业。有新技术推动的变革,或许将由第二代创业者来完成。

  目前,除了波司登等企业顺利完成二代接班,更多的常熟服装企业,比如金辰、新凯盛、龙达飞等龙头企业,整体上仍由第一代企业家掌舵。

  制造业涉及的链条很长,除了常规性的业务,还需要处理较为复杂的关系,这是父辈们所擅长的。比如,二代创业者接班以后,需要与父辈带领的团队和老人打交道。他们往往需要多年积累,才能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。

  另外,制造业是一个重资产的领域,投入产出比较低,又苦又累,所以也有不少二代并不愿意继承父业。“数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,如果下一个也不想做这个,上一代再搞几年也就算了,还去花这么大多时间干什么,而且还搞不懂。”一家品牌的创始人说。

  有了第一代创业者的积累,第二代创业者更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做一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。目前,不少二代创业者已经进入企业,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。

  比如一家代工企业,2016年由女婿主导做淘宝店,主要卖爆品和尾货,客单价100元左右,单店单月销售100万左右;另一家做印染的龙头企业,由二代创业者将直播带货以及杭州的主播资源引入常熟,不仅服务于自己的企业,也与当地企业签约,服务常熟服饰生态。

  不过,仅靠传承是不够的。另一类推动常熟数字化转型的新生力量是创业者。

  常熟是中国纺织服装名称,产业链相当完善和丰富,辖下多个乡镇均有各自擅长的产业集群:虞山是防寒服名镇,海虞镇、沙家浜镇的休闲服全国知名,梅李镇是经编名镇,辛庄镇则是针织。另外,常熟也有着中国大的服装服饰专业市场。

  最近几年,一些年轻的创业者,正在给常熟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。在上游,有人进入上游面料领域,成为国际知名品牌的供应商,也有人巨资购买设备,想成为纺织领域的下一个申洲国际。日禾戎美、归心等品牌的出现,则让更多常熟商家的品牌梦想更近一步。

  在更隐秘的角落里,3D量体、3D试衣、VR购物等数字化技术正在进入常熟,虚拟现实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也正在用于服装领域。而这一切,都要从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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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.7.22